官員出書，意味深長的高調與低調

　　一本書能賣幾百元，不是因為書的內容有多么出奇，只因為書的作者是高官。國家藥監局原副局長張敬禮在國家藥監局任職之余，“筆耕不輟”，通過著書立說非法獲利高達1700多萬元，其中最貴的一本書買到了566元的天價；原湖南省郴州市委書記李大倫也是貪官中著名的“文化人”，李大倫在位時出過兩本書，一本是《大倫書法作品集》定價418元，幾年下來掙了3000多萬元。（《法制日報》）1月12日）

　　通過著書立說成為富人的政府官員有沒有？當然有。比如，在“2010年度中國作家富豪榜”中，上榜的24位作家富豪中有一個大眾熟悉而陌生的名字——“小橋老樹”，“小橋老樹”因為出版官場小說《侯衛東官場筆記》，以190萬元的版稅位列2010年作家富豪榜第22位。“小橋老樹”的真實身份是重慶永川的一位副局長，是一位貨真價實的政府官員，只不過他算不上高官而已。以“小橋老樹”為代表，在職官員出書寫官場也成為2010年出版界的一大熱點。

　　有意思的是，2010年在出版界暢銷的那些官場小說，無論《侯衛東官場筆記》還是《芝麻官悟語》或者《烏紗》，他們的作者——那些在職的政府官員都相當一致地保持了“低調”。在單位內部，沒有人知道他們寫書創作，他們也不向同事贈送自己的新書。“不說，不顯，不送書”成為這些官員作家共同的行事風格。

　　按說，即便是在官場中，寫書也不是什么見不得人的事。官員出書現象古已有之，從初唐四杰到李白、杜甫，再到唐宋八大家，幾乎所有的詩人作家都是官員，尤其像屈原、王安石、歐陽修等，他們官位不低。而這些暢銷書作者為何如此低調，最大的可能性在于他們所寫的官場小說在一定程度上影射了當下官場生態，低調也算是一種“自我保護”。

　　與之相比，靠“著書立說”斂財的高官們卻相當的高調。2006年，四川省成都市市委常委、宣傳部原部長高勇因受賄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從擔任涼山州副州長起，以“支持出書”或者“買書”的名義，高勇向近百家單位和個人索要贊助費數百萬元，先后共計有23家單位“贊助”高勇出書。看似文化氣十足的出書行為竟然成為一些官員大肆斂財的手段，他們利用職權以出書為名與出版方進行以權謀私的交易。同時，這些官員又利用手中的職權要求下屬購買他的書，或用公款買下以后再發下去。深入剖析官員出書背后的腐敗利益鏈條可以發現，當權力失去制度約束的時候，人性的貪欲不會放過任何可能的尋租空間。

　　讓人頗為感慨的是，明明知道一些官員“著書立說”是為了謀取私利大肆斂財，但是包括出版社在內這個利益鏈條中的每個環節都可以為其大開綠燈，他們從不藏著掖著反而倒顯得“光明磊落”；而那些在出版市場真正紅火起來的官場文學，他們的作者因為是在職官員，卻不得不小心謹慎得隱藏自己的身份。“雅腐”的官員出書大張旗鼓，“文學”的官員出書自我隱身，這也算是當下官場生態的真實寫照。這樣的現實比照，恐怕比那些官場文學所映射出的社會意義更有現實力量吧。（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