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社部、國務院法制辦8日出臺《特殊工時管理規定(征求意見稿)》。意見稿明確，企業在保障正常生產運營情況下，日工作時間超過4小時，應保證勞動者享受不少于20分鐘工間休息，而工間休息時間計入工作時間。意見稿明確，特殊工時制度包括不定時工作制和綜合計算工時工作制。勞動法對于標準工時加班的規定為，每日延長工作時間最長不超過3小時。此次意見稿則明確，綜合計算工時工作制，每日最長工作時間不得超過11小時，即正常工作時間和延長工作時間總和不得超過11小時。

　　又遭遇執行“焦慮癥”

　　錢報網網友趙應昆：用法律規定工間休息時間計入工時，是勞動者的社會福利，從大處看，體現了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小處看，體現了對于職工的身心健康關懷。但是，規定能否落到實處，公眾不一定看好。原因很簡單，權利要從紙上走到現實，中間隔著迢迢路途。從歷史經驗看，職工工間休息也好，帶薪年休假也罷，并非都是新生事物，規定雖好實施卻難。在現實語境下，能享受職工休假權的大多是機關事業單位以及國企這一群體，絕大多數私企職工只能望而興嘆，甚至連想都不敢想。

　　工間休息這頓盛筵，與職工無緣，其背后隱匿著資強勞弱鮮活的時代命題。當員工加班成家常便飯，連加班費都索取無果，更別談工間休息權，要讓職工工間休息落到實處，僅靠法律法規還不夠，在制度性建構之外，更需要政府部門的重拳出擊，需要有強大的工會為工人撐腰。

　　錢報網網友王軍榮：幾乎是每一個美好的措施一出臺，就會遭遇執行的質疑。這不是公眾多疑，而是現實的教訓，正因為法律規定的勞動時間和勞動權益也得不到保障，正因為以往有太多的權益被侵犯得不到申訴，正因為維權如此艱難，才會一次次地滋生執行“信任危機”。

　　其實，要紓解公眾的執行“焦慮癥”也不難，一方面將規定弄得細致，且將自由裁量權限制在可控的范圍之內；另一方面嚴格執行，且引入公眾監督。對于侵犯工人權益的企業嚴厲懲罰，絕不手軟，唯其如此，才不會使公眾普遍產生執行“焦慮癥”。

　　出臺《工資條例》更有意義

　　錢報網網友孫維國：網友質疑“不切實際、難以落實”并非沒有道理。現實中，許多企業一直實行多勞多得的工資計算方式，這種方式說白了就是干活有錢，不干活沒錢。筆者20多年來一直在打工，在前后打工過的10多個企業里，全部是這樣計算工資，至今仍是如此。這種計算工資方式，不存在加班費，更沒有節假日概念，工人整天就是干活，因為，哪怕是休息10分鐘，也將損失10分鐘所得收入。

　　基于這樣的普遍現實，將“工間休息時間計入工時”根本不可能落到實處，退一步，即便老板讓工人休息，工人也不會休息。原因非常簡單，休息沒錢。換言之，“工間休息時間計入工時”與現實中許多企業的勞動計酬方式形成直接沖突，根本就不具現實操作性，又何談落實？

　　基于“多勞多得的工資計算方式”短期內難以改變，鑒于受此計酬方式影響的勞動者數量眾多，筆者建議，相關部門除了積極推進諸如“工間休息時間計入工時”等維護勞動者休息權利立法外，更急迫、更應該在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上進一步完善立法，尤其是對一再“難產”的《工資條例》，拿出決心和魄力，使其盡快“順產”。相較畫餅充饑的“工間休息時間計入工時”，最低工資標準盡管也面臨執行難問題，但在保護勞動者權益上顯然更具操作性、也更實用一些，自然，也更能惠及勞動者。

　　如何從“加班加時”的桎梏中解放出來

　　錢報網網友向斌：其實，對于企業主來說，他們也不愿意去加班，之所以去拼命地讓員工去加班，更多的則是為了讓企業能夠立足于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不至于被淘汰出去。改革開放30年，中國之所以取得令世界矚目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用世界最多、相對廉價的勞動力去拼時間換來的。我們還沒有建立出市場經濟中有利于市場交易發生的“制度成本”以及知識經濟下的創新技術領域，所以我們要讓勞動力用拼時間的這種最原始的笨辦法去彌補、對沖高制度成本以及高新領域匱乏對中國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或許我們每個中國人應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勤快的人，但是我們仍然感覺很貧窮，道理就在這里。

　　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的迅猛蔓延，再靠“拼勞動力、擠時間”的制造業方法已難以從國際競爭獲取更大的份額了。唯有建立出公平、有效率的良性制度機制，降低交易成本，才能讓勤勞的中國人變得更富有，才能將中國人從“加班加時”的桎梏中徹底解放出來。（主持：高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