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掌摑，扭曲了道德

　　8月26日14時左右，長春市102路公交車內車廂擁擠，一名有座的乘客下車，站在座位后的一名年輕男子取而代之。座位前的中年女子對此不悅，掌摑年輕男子。乘客在男子下車時候發現，該男子腿部有殘疾。8月23日，杭州公交車上，一名未讓座的年輕男子被另一男子扇了5個耳光。8月25日，湖北563路公交車上一個老人要一男子讓座，男子不讓，老人說其沒素質，兩人爭吵起來。接連不斷的公交車掌摑事件，讓人深思。

　　讓座是美德，不能靠強制

　　觀潮人：在公交車上主動為需要得到幫助的特殊乘客讓座，這是一種值得提倡的公共美德，也應該成為我們每個人的自覺行為。但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一部法律，明確規定乘客在公交車上要給他人讓座。由此可見，讓座并不是公民必須履行的法定義務，而只是社會對人們行為的一種道德要求，屬于道德義務。既然是道德義務，那么乘客讓座與否，在行為上并沒有越過法律界限。盡管道德也受外界輿論的約束，但主要還是靠人們內心的自覺意識來調整和規范，一個人怎樣才能守住道德底線，這是一個很私人的問題，不需要以強制手段去面對。

　　程紹德：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婦孺皆知。也正因為如此，公交車上不愿意給老人讓座的年輕人，才會覺得自己的行為不夠高尚，所以總是面向車窗或趴在前面的椅背上，假裝看風景或睡覺。即便如此，站在旁邊的老人也只能在內心鄙視他，而不能采取野蠻粗暴的行動來逼其給自己讓座。終歸，法律沒有規定公交車上誰必需給誰讓座。讓座也好，不讓座也罷，這是人家的權利和自由，“以惡制惡”換不來讓座的美德。

　　“群體性冷漠”是最大的道德悲劇

　　安如泰山：因為被打者身有殘疾，所以讓人們倍加同情，假如他身體完好無損，是不是就應該挨這幾記響亮的耳光呢？答案是否定的。一位年輕人該讓座的時候不讓座，固然不應該肯定，但這并不是犯了什么彌天大罪，何至于遭這種掌摑？如果說不讓座的人素質不高，那么因此打人的人素質就更低。見過野蠻的，還真沒見過野蠻到這種地步的，我覺得這是在大庭廣眾之下悍然行兇。遺憾的是，這樣的人行兇時，竟然沒有人及時制止，最后還能揚長而去，為什么就沒有人站出來與之斗爭呢？這可能是最值得我們反思的地方。

　　陳愛兵：給老者或有需要的人讓座固然是一種美德，但不讓座也是個人的合法權利。畢竟，乘客上車是買了票、投了幣的，在合情合理的狀況下獲得一個座位無可厚非。事實上，“讓座風波”甚至“讓座暴力”之所以頻頻發生，與其說是社會的道德水準有待提高，毋寧說是公眾對于他人權利的尊重意識仍需加強。以道德的名義綁架權利，在任何社會、任何文化背景的現代國家都不會被視為美德�，F在的問題是，每當發生“讓座暴力”，不僅周邊乘客、司機，甚至被打者本人都會不約而同地選擇沉默，這對于公民權利的維護、對“道德暴力”的反抗顯然是消極、不利的。可以說，公民對于自身權利的消極維護、圍觀者對于暴力侵權行為的冷漠才是這個社會最大的“道德悲劇”。因此，筆者以為，相對于提高公眾自身道德水準、讓座意識的空洞呼吁，如何維護公民合法權利、改變看客心理和群體性冷漠，才是當前我們真正應該思考的問題。

　　“讓座暴力”背后是法治危機

　　凌心園主：盤點近期的幾起公交讓座糾紛，打人者自以為占據道德高地而理直氣壯，毫無違法的意識；圍觀者對被打者的態度也取決于其是否身有殘疾，是否從道德上更有資格坐著，而非關注其人身權利受到非法侵害的事實。這些以替天行道自居的“現代羅賓遜”們，用“捍衛道德”的名義，粉飾自己對法律的破壞。他們卻忘了，法律是道德的底線，連道德底線都沒有的人，有何資格指責他人道德上的缺失？

　　朱虹瑛：不讓座的小伙腿腳不方便是個殘疾人，而且他坐的不是“照顧專座”，即使他面對著中年婦女，不讓座也不違背道德更不違反法律。反倒是，那個假借道德為名、不分青紅皂白大打出手的婦女顯得特別無聊、無恥。因此，對這位打人婦女，首先要由公安機關對其進行治安處罰，被打小伙也可以提出民事賠償；其次，這位打人婦女應進行公開道歉，找回殘疾人的尊嚴，讓人們在道德與法律的討論中，提升法律意識和道德素質。(潛海龍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