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兜底之外，還必須從管理機制、文化認知、社會結構等更多維度上，全方位、全過程地為農民工群體“賦權”。

　　時近農歷年末，農民工討薪的報道，漸次出現。河南鄭州七旬老人討薪路上的辛酸生日、陜西西安農民工討薪時意外死亡，雖是極端個案，但農民工被拖薪、欠薪的現象，還較普遍。

　　應該看到，這些年在化解農民工欠薪問題上，上上下下做了很多努力：“惡意欠薪罪”入刑了，行政執(zhí)法更主動，監(jiān)察執(zhí)法與法律援助聯動更通暢，工資保證金等制度也在完善之中……有各方的重視、有法律的保障、有治理的給力、有制度的支撐，欠薪問題相對過去有所緩解。但在現實之中，在一些地方，這一道道防護墻還是時有失靈。

　　法律是維權的重要武器，此類糾紛理應被納入法治軌道解決。但也要看到，農民工被拖欠工資的問題，原因錯綜復雜，拿起法律武器清欠，門檻不低、成本也不小。作為一個涉及數億農民工權益的大問題，在法律兜底之外，還必須從管理機制、文化認知、社會結構等更多維度上，全方位、全過程地為這個龐大群體“賦權”——要想年底不集中討薪，必須致力于平日的不欠薪，這是最樸素的道理，也是最核心的邏輯。

　　從高度重視到有效根治，并不是發(fā)文表個態(tài)、出幾條規(guī)定那么容易，甚至也不是“擠壓”開發(fā)商和承建商給錢了事那么簡單，而是既要有系統思維，也要做細致工作，通過提升社會治理水平，將“協調發(fā)展”“共享發(fā)展”等理念，落實到每一個有血有肉的個體身上。

　　從管理機制上講，層層分包與轉包在建筑業(yè)比例非常高，在層層拖欠的責任逃避中，農民工處于最末端，自我保護能力較弱，缺乏議價話語權。因此，必須果決有效地推進工資保證金制度、勞動合同制度等，對各個環(huán)節(jié)進行約束和規(guī)范，把“不能欠”置于“不想欠”之前。

　　從治理結構上講，政府部門、司法部門、企業(yè)協會、公益組織、勞動者個體，在各自努力的基礎上，更需要形成合力，讓每一處背離法律規(guī)章的隱患，在第一時間排除。否則，就難免發(fā)生“哪里有窟窿就先拿農民工工資去填補，等到年底‘補’不了后跑路逃薪”的情況。

　　從社會認知上講，客觀上，很多用工形式不規(guī)范，農民工往往被視作“零工”“散工”，這也造成一種印象：似乎農民工到年底“一次性數錢”，是一種“理所當然”。對于一個接近3億人的群體，這種“理所當然”應該改變，加強用工規(guī)范、保障勞動者權益才是應有之義。

　　這幾日，農民工巨曉林當選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的消息廣為傳播。與之前的農民工當選人大代表、黨代會代表一樣，這同樣釋放著強烈的信號：近3億農民工參與到社會治理的運行體制當中來，正在成為現實。巨曉林表示，他要“做農民工的代言人”，將著重調研農民工薪酬、安全防護、勞動合同等方面的問題。這是一個很大很難，也必須直面的命題，需要巨曉林的努力，也需要更多巨曉林們的持續(xù)努力，更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

　　腳手架上的建筑工、寒風里的快遞員、忙前忙后的餐廳服務員、流水線上的制造業(yè)工人……“再低微的骨頭里也有江河”。關注這些可能淹沒在“大詞”中的個體，帶著感情去正視解決，不斷提升社會治理水平，相信，在一個農民工大國里，可以蹚出一條更從容、更安全、更正義的權益守護之路，讓他們能夠帶著笑容、帶著尊嚴，播種希望、走向明天。（畢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