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革命以來,隨著技術的進步以及人類對自然支配能力的增強,人類的主要生產活動從農業逐步轉向工業,在生活場景方面,城市與農村也日漸分離。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人類對自然的態度從實用主義轉為浪漫主義,包括動物。更多人,尤其是城市中愛狗的人把狗視為家庭成員。

　　圣雄甘地說:“一個國家的偉大及其道德上的進步,可以從其對待動物的方式來衡量。”近些年,社會輿論對虐待動物的劇烈反應,確實折射出一個社會的進步。但要求所有人對動物的態度“同步”,顯然是不現實的。我們無法,也不能忽略人性的復雜與社會的多元差異。當原有的價值參照系坍塌,固有的倫理界限變得模糊,激烈的輿論撕裂也就不足為怪了。

　　動物保護將作為人類社會的一個長期議題而存在,但矛盾的解決和共識的達成,在激烈對立和自說自話中注定無法實現。關于該不該吃狗肉、要不要救狗,各方不妨給予異己價值觀更多的尊重和包容,共同尋求在現有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內開展動物保護的可能性。相比高速攔車的高危險,積極投身動物保護知識的普及與宣傳,領養流浪狗等“救狗”手段,更容易得到法律與道義的認可。

　　對于高速攔車救狗,執法部門不應踏入法不責眾的泥沼。嚴肅執法才是對動物保護行為邊界最有力的廓清與引導。也只有在此基礎上,攔車救狗事件才能在文化碰撞中釋放正效應,而不是讓輿論場在喧囂中走向進一步的撕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