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這一嚴峻形勢，大陸一方面緊急備戰，另一方面采取公開揭露的方式，實行全民總動員。臺灣當局看到大陸已經做好了充分準備，最后沒有踏出這危險的一步。當然，1962年蔣介石反攻大陸計劃未成，除了大陸積極備戰、嚴陣以待的原因之外，與美國發現這一情況后，不讓蔣介石軍事反攻大陸也有關系。因為美臺之間當時已經有了軍事條約，臺灣的蔣介石在軍事行動上已經受制于人，沒有美國的允許和支持，蔣介石已很難獨立采取對大陸的重大軍事行動。

　　所以從60多年來臺灣問題的演變過程來看，兩岸關系的發展變化除了大陸和臺灣當政者的因素之外，美國始終是另一重要因素。

　　從1949年蔣介石離開大陸去臺灣，到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因病去世，蔣氏父子統治臺灣長達40年。在這40年當中，海峽兩岸在軍事上對峙，在政治上對立，在意識形態上對抗，但是在一個重大原則問題上，即“一個中國、走向統一”的問題上，始終具有高度共識和默契。雙方斗爭的實質只是“法統”之爭，即究竟誰代表中國、誰統一誰的問題。大陸方面堅持“一定要解放臺灣”，臺灣方面蔣介石生前堅持“軍事反攻大陸”、“漢賊不兩立”，到蔣經國時代主張“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自由民主統一中國”，但目標都是追求統一。兩岸雙方都堅決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臺”和“臺灣獨立”。兩岸在這個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上，立場完全一致。

　　蔣介石在臺灣執政時期，為了穩定國民黨政權，伺機“反攻大陸”，把維穩和強軍作為施政的核心。為集中資源，鞏固政權，他對臺灣長期實行嚴厲的軍事戒嚴和軍法管制，剝奪了臺灣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這種超高壓的獨裁專制統治，必然導致臺灣民眾對國民黨當局的強烈不滿甚至仇恨。

　　蔣經國接班以后，深知當時的臺灣社會現狀和民意，如何化解臺灣人民與當局之間的歷史恩怨和嚴重對立，自然成了蔣經國晚年反復思考和難以回避的一個重大問題。但蔣經國先生應是一位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在他的晚年以超乎尋常的魄力，克服各種阻力，做了三件歷史性大事。

　　第一件事，在七十年代初期他任“行政院長”時，就開始大力引進外資和西方國家的先進生產技術，提拔重用了一批懂經濟、金融、科技的專業人才，如孫運璇、王作榮、趙耀東等，在新竹設立科技園區，以交通、能源為重點規劃十大建設項目，并親自到臺灣各地考察，把臺灣的經濟發展作為頭等重要的大事來抓。結果很快見效，到八十年代，臺灣和新加坡、韓國、香港一起成為“亞洲四小龍”，臺灣的GDP和人均生產總值出現了大幅躍升。臺灣經濟的快速成長，人民生活的不斷改善，顯然對改變蔣家及國民黨在臺灣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第二件事，在蔣經國的晚年，已接近八十高齡，以極大的膽魄和勇氣，也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對臺灣的政治體制進行重大改革，宣布結束長達38年的軍事“戒嚴”，結束軍事管制，開放黨禁、報禁，允許民眾游行、集會自由，放開新聞言論控制，使臺灣從國民黨獨裁、專制的威權體制，轉變為相對寬松的多黨競爭的西方民主體制。盡管這是在臺灣人民反蔣、反國民黨獨裁專制斗爭的壓力下被迫作出的選擇，但要邁出這一步還是非常不容易。這一步從表面看引發了臺灣政局的動蕩，民進黨對此也不領情，但從長遠來看緩解了國民黨與臺灣民眾的深刻矛盾，使得臺灣民眾長期積壓下來的對蔣家的怨氣和憤恨提前釋放。如果不是蔣經國生前作出此項重大決斷，他去世后國民黨會如何變化、臺灣的局勢會如何發展就很難預料。當然蔣經國的這一改革，對國民黨在臺灣的統治帶來了一個巨大的沖擊波，它導致了國民黨2000年的下臺，即臺灣的首次政黨輪替。如果不是陳水扁的貪污腐敗和搞“激進臺獨”，國民黨在八年后能否重新上臺，即出現第二次政黨輪替，還很難預料。

　　第三件事，就是1987年11月7日臺灣當局宣布開放大陸去臺老兵回大陸探親。這是蔣經國生前最后作出的一項具有歷史性意義的驚人決定。蔣經國是1988年1月13日因病突然去世，與臺當局開放老兵探親只相差兩個月時間。臺灣開放老兵探親，是60多年來兩岸關系發展變化的一個分水嶺，是兩岸民間交流的一個起始點，是國共兩黨關系緩和并開始逐步改善的風向標。可以說，沒有蔣經國當年的開放老兵探親，就沒有后來的兩岸民間大交流，也沒有今天兩岸經貿的大合作，至少沒有發展得那么迅速。

　　開放老兵探親還有一個重要意義，就是在兩岸隔絕了38年之后，重新恢復臺灣與大陸之間的臍帶聯系，以平衡臺灣島內日益發展的國民黨政權本土化、臺灣化的分離傾向，有利于維系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架構。這一點對后來遏制李登輝、陳水扁的“臺獨”分裂具有重要意義。

　　1985年鄧小平在會見外國客人時，曾經這樣說過：臺灣只要蔣經國在，我不擔心臺灣“獨立”的問題，如果蔣經國不在了，臺灣就有可能出現“獨立”的危險。果不出其所料，蔣經國去世、李登輝上臺之后，臺灣就出現“臺獨”分裂的麻煩。

　　直到今天，臺灣島內有攻擊國民黨的，有攻擊蔣介石的，有攻擊李登輝的，但很少有攻擊蔣經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