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輔仁大學日文系（所）教授何思慎日前在《觀察》61期發表文章指出，8月14日為國際慰安婦紀念日，臺當局前領導人馬英九應邀出席設在中國國民黨臺南市黨部旁的臺灣首座慰安婦少女銅像揭幕儀式，使臺灣未在此紀念日中缺席。該像隔街就是“日據”時代由日本人林方一所創辦的林百貨，形成了諷刺的歷史構圖。

　　“轉型正義”不應漠視慰安婦

　　近年來，臺灣修復了許多“日據”時代的歷史建筑，它們不僅成為臺灣人休閑的熱門景點，更成為編織“日本夢”的基石。其間，攸關人權與歷史正義的慰安婦問題，似乎落入藍綠史觀對立與“臺日關系友好”的迷思中，不見高舉“轉型正義”的民進黨當局重視。

　　其實，蔡英文在野時期曾言，慰安婦問題為推動“轉型正義”的第一步，但執政后，其“轉型正義”的對象卻僅針對國民黨統治時期，1945年8月之前的“日據”時代，未進入民進黨當局“轉型正義”的視野，不禁令人懷疑其“正義”僅為現實選舉利益的算計。

　　民進黨當局擔心慰安婦問題會影響“臺日關系”。慰安婦銅像設立后，在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說，“這與日本政府的立場和至今為止的努力不相容，對此感到極為遺憾。”部分民眾也認為為“臺日友好”，不宜在慰安婦問題上向日本據理力爭。然而，相對的，韓國不論任何黨派執政，皆在此問題上立場一致，難道日本即因此無視現實的“外交利益”，而與韓國疏遠？臺灣在慰安婦問題上的委曲求全，徒令臺灣的慰安婦阿嬤長期遭日本政府漠視。

　　“外交”難終結慰安婦問題

　　二戰后，日本小淵惠三首相曾和韓國金大中總統發表過共同宣言。小淵首相說“我國過去曾對殖民地韓國國民加諸了極大的苦痛，要謙虛地接受這些歷史的事實，并痛切地反省，由衷地道歉。”金大中說：“要跨越過去不幸的歷史”。就因為要修復傷痛，慰安婦問題成為聚焦重點。

　　2011年，日韓關系急轉直下的原因之一，即為日本駐韓使館前的“慰安婦少女像”。日方付出十億日圓，除想“休止”慰安婦爭議外，更要韓方“撤下”慰安婦雕像。戰后70年的2015年，日韓針對慰安婦問題，達成日方所謂的“最終且不可逆的解決”。然而，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卻說，此局限于日、韓之間。因此，當時岸田外相口中的“歷史性的、劃時代的成果”，仍非日本“國家”主體的“認錯”與“賠償”，僅為緩解日韓關系惡化的“外交”。

　　韓國總統文在寅認為，慰安婦問題非外交手段能解決，更不應成為日、韓的外交爭端。他呼吁，韓國、日本在內的全世界，都應深刻反省性暴力與女性權利，汲取教訓，避免悲劇重演，慰安婦問題始能真正解決。換言之，慰安婦問題不存在國家的界線，而是基于對人權價值的反省，如此方能擺脫“外交”博弈勝負的零和賽局，重新將人的尊嚴還給包括慰安婦在內的所有女性。

　　二戰及日本殖民所留下的問題，在東亞依然盤根錯節。不只韓國，當時的臺灣地區、東南亞諸國、澳洲等皆有女子被迫為慰安婦。這些阿嬤的青春、人生及僥幸得以活下來后所要面對的創傷和陰影，都非“賠償”和“道歉”所可原宥，更何況沒有賠償和道歉呢！

　　我們當然理解，戰后的日本世代是在“和平主義”教育下成長的一代，戰爭對他們來說，也是非己之罪的承擔。他們試圖將戰爭歸于歷史，而不容許“現存的、特定的政治勢力，藉由戰爭或殖民歷史謀取外交利益”。

　　果真如此，那么，真心道歉與賠償是不是才能得到較為接近的成果呢？屢屢以金錢，卻不以國家主體來進行一次性的“轉型正義”與“戰爭究責”，不是繼續地讓日本的下一代被綁架嗎？如果真的是“休止符”，那么慰安婦少女像的存在，又有什么不可言說？又有什么不可見人？即使，僅僅站在人道的立場，針對強征慰安婦，難道不該深刻撻伐嗎？若只是擔心日本右翼的反撲，而不愿意直接面對歷史，為下一代創造睦鄰友好的基礎，那么，也不過是“外交”權宜之策，而非解決歷史問題。

　　不該以政治算計歷史問題

　　若將歷史比喻為一塊素材，每位觀者可以由不同面向、不同角度、不同視域出發，從而形成史觀。面對史觀，又可以縱橫之坐標線來定位其各自的意識形態，或左或右的政治光譜。我們可以為自己的史觀辯護，卻必須謙虛、誠實。在批判任何意識形態之前，先應虛心反省自己是不是已變成自己最反對的那種人。

　　臺灣民眾若在歷史問題上，以政治算計，而輕忽基本“人道”立場，為眼下或盤算中的利益，而刻意視而不見或曲解諸如慰安婦這類悲慘的歷史事實，又怎么能期待在弱肉強食的國際社會中，得到屬于“人”應得的尊嚴、尊重呢？寄望蔡英文一本初衷，莫讓慰安婦阿嬤再次被政治暴力犧牲，在“轉型正義”中淪為“化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