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地鐵10號線團結湖站樓梯口，乘客領取免費報紙。當日，北京地鐵公司在保證安全運營的前提下，開始在5號線、10號線選擇站廳層空間較大且符合客運組織和客流疏散要求的12座車站、共13個地點開展報刊發售試點工作。新華社發（張宇攝）
1月，北京地鐵公司稱為乘客安全地鐵站臺停售所有報刊，只允許派送一份報紙，此舉遭到公眾普遍質疑。地鐵發言人解釋稱該措施并非僅僅針對某份報紙。經審批，北京地鐵公司擬在保證安全運營的前提下，于5月12日開始在5號線、10號線12座車站，共13個地點開展報刊發售試點工作。（5月11日 《新京報》）
“罷黜百家，獨尊一報”的“地鐵禁報令”曾令舉國嘩然，這一地方性禁令之所以引發全國關注，看點有二：一是人們無法將正規的地鐵售報點與安全隱患聯系起來，事實上，無論巴黎倫敦，或者深圳上海，都未出現過如此詭異的“禁報令”；二是所謂打著“安全”幌子的禁報令，落實起來卻成了不折不扣的“一報獨存百報殺”，司馬昭之心，更令人憤懣。
2010年1月13日，律師張韜針對“地鐵禁報令”規定，一紙舉報信交到了國家工商總局反壟斷與反不正當競爭執法局，認為禁售規定違反了反壟斷法，因為按照反壟斷法的規定，“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不得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此后，有調查顯示，78.33%的受訪者不贊成一報通吃，認為此舉構成了對民眾報刊選擇權的侵害……遺憾的是，這些曲曲折折就像泥牛入海，不曾引發官方任何正面回應。
現在，“禁報令”壽終正寢了。這是好事一樁。但我們都別忙著高興——就如“禁報令”當年莫名其妙地橫空出世一樣，今日的夭折既算不得民意的勝利、也談不上法理的偉力，當事部門的說法是，經過“有關部門組織專家組對地鐵線路設置報刊發售規劃方案進行了論證、實地勘察及安全評估”，且開禁也僅僅是“試點”而已。于是問題就來了：當初賣報紙的時候，地鐵怎么就不“安全”了？既然開禁了，當初的“禁報令”算是怎么個說法？今日開禁為什么要“試點”，其結果的好壞由誰來評估？……諸如此類的問題，其實并沒有隨著“禁報令”的灰飛煙滅而終結。換言之，權力之驕縱、權利之孱弱，并沒有在“禁報令事件”中得以程序性地糾偏。
因此，公眾的擔心倒不在于一個小小的“禁報令”，而是這種“禁”與“不禁”之間，究竟有沒有一個可度量的、穩定的、規范的邏輯在？假如相關部門可以一會兒禁止一會兒開禁，誰也不用為此埋單或擔責，禁與不禁一樣不明所以，那么，我們有理由擔心：一是其他相關部門會不會依葫蘆畫瓢，也在自家的勢力范圍內搞出“罷黜百家，獨尊一x”的版本來？就算此舉誰也沒有受傷，起碼已經表明了權力對市場主體的曖昧糾結，這種政策性廣告效應會不會擾亂市場關系？二是“禁報令”算不算一種違反行政許可的權力越界試探？假設此舉出臺后，大家都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輿論監督與群眾監督同時消聲，又或者公眾視線正在其它突發性重大公共事件上，“禁報令”會不會繼續頑強生長下去？
“禁報令”的前世今生里充滿了太多的或然——而我們對公共決策的期待，是法理情理之內的必然。公眾之于決策，不是市民之于商販的關系，討價還價般的花樣，越發讓人心里沒底。“禁報令”雖然死了，但謎團仍在，若等不來合理解釋，這樣的利好終將淪為不可復制的偶發事件。（鄧海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