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作者：曲青山，原題為：《曲青山：再識遵義會議》

　　80年前召開的遵義會議，是我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我們今天關注這段歷史，對這一歷史事件深入研究，可以從多方面、多角度去概括、總結、提煉和發掘，但是，實事求是、獨立自主、民主集中制是其中最主要、最基本的方面。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召開，史稱遵義會議。遵義會議解決了關系黨和紅軍生死攸關的一系列重大問題。遵義會議作為中國革命由挫折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其重要的歷史意義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它充分肯定了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的軍事路線，明確回答了紅軍的戰略戰術方面的是非問題，實現了我黨軍事路線的根本轉變。第二，解決了黨內當時所面臨的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第三，從團結的愿望出發，進行了積極的黨內思想斗爭，妥善處理了黨內長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避免了一次可能造成黨內分裂的危險，是黨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

　　遵義會議召開迄今已經80年了，歷史離我們已經遠去，但是，學習和研究黨的歷史，我們不禁要思考、要發問，在當時那樣的情況下，我們黨為什么能成功召開這次會議，這次會議為何能產生重大的歷史作用和歷史意義？我們今天關注這段歷史，對這一歷史事件深入研究，可以從多方面、多角度去概括、總結、提煉和發掘，但是，筆者以為，實事求是、獨立自主、民主集中制是其中最主要、最基本的方面。

　　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次堅持實事求是的范例

　　作為黨的思想路線的核心內容，雖然這時我們黨還沒有對其進行概括和提煉，但是，遵義會議堅持了這一原則，貫徹了這一精神，會議的各項決定應該講是實事求是的產物，是實事求是的具體體現。實事求是成為我們黨結束“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最有力的思想武器。遵義會議前黨內曾一度出現了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如果繼續照搬教條、照套本本，那會是一個什么樣的結局呢？嚴酷的現實擺在黨的面前。

　　遵義會議前的湘江之戰，紅軍付出極為慘重的代價；會后的四渡赤水并取得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與之前形成鮮明的對照，活生生的現實深刻地教育了廣大黨員和紅軍將士。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取消在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指揮軍事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會議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然后發到支部討論。會議還根據變化了的情況，作出了改變黎平會議先以黔北為中心，再去川南創建根據地的決議，決定北渡長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創建新的根據地。會后，又根據敵情的變化，決定中央紅軍在川滇黔三省廣大地區創建新的根據地。

　　作為遵義會議的補充，在中央紅軍四渡赤水轉戰途中，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川滇黔交界的一個叫雞鳴三省的村子召開會議，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決定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博古任總政治部代理主任。會議從組織上糾正了“左”傾路線的錯誤，進一步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軍內的領導地位。2月8日,在云南扎西(今威信)召開的會議上通過了張聞天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決議》充分肯定毛澤東等指揮紅軍取得多次反“圍剿”勝利的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明確指出博古、李德“在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是我們不能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決議》還指出，在戰略轉變與實行突圍的問題上，博古、李德“同樣是犯了原則上的錯誤”，使紅軍遭受了重大損失。3月4日,中革軍委在遵義鴨溪一帶設立前敵司令部,朱德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為前敵政治委員。3月12日，在遵義茍壩，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這也是當時黨中央最重要的領導機構。毛澤東進入“三人團”并發揮主導作用，從組織上進一步鞏固和保證了毛澤東在黨內、軍內的領導地位，使遵義會議提出的改組黨中央領導、特別是軍事領導的任務最終得以圓滿完成。

　　遵義會議的歷史告訴我們，必須堅持實事求是，只有堅持實事求是，馬克思主義才有活力、才有生命力；只有堅持實事求是，才能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過去，在革命戰爭年代我們黨堅持實事求是，取得了革命的勝利。今天，我們黨要團結帶領全黨和全國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也必須繼續堅持實事求是，必須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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