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西方媒體借奧運圣火傳遞鼓動的反華喧囂，使一度甚囂塵上的“妖魔化中國”又卷土重來，部分西方有識之士也感覺到了這股風潮。德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托馬斯·海貝勒不久前撰文說，西方一些媒體的負面報道是在歇斯底里地“妖魔化中國”，最可悲的是，中國改革開放幾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被忽視了。《華盛頓郵報》
的文章則引述歐洲理事會外交關系委員會執行主任萊昂納德的話說，“過去5年談論的都是關于經濟機會，但最近6個月談論的都是中國在蘇丹和西藏造成的威脅。”
一段時間以來，西方媒體有關中國的報道和評論出現了一些積極變化，強調接觸、機遇和責任的聲音多了，似乎“妖魔化中國”已經淡出。但這次一些西方媒體借機炒作中國話題卻讓我們看到，“妖魔化中國”其實并沒有遠去，一有機會，它就會跳出來作怪。
“妖魔化中國”之所以還有市場，是因為某些西方人的中國觀并沒有改變。盡管中國改革開放后發生巨大變化，但他們對中國的認知仍然停留在過去。很多人不了解中國，也缺乏了解中國的渠道，根本無法理解中國的和平發展。恰如海貝勒所說：“對很多德國人來說，他們無法判斷有關中國的信息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本來就不了解中國，當然也就談不上客觀評判。”
當西方人面臨企業外遷、工作機會外包，以及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很快將把他們甩在后面時，當他們看到“中國制造”出現在西方大大小小的商店里，來自中國的旅游者成群結隊地走在巴黎、倫敦、紐約的大街上，他們對這個沒有按照西方模式發展的大國會不由自主地產生疑慮、忌妒、恐懼，甚至仇視。
看中國的這種復雜心情，主要還是源于西方人價值觀體系中根深蒂固的優越感。法國總統文化顧問弗雷什在剖析這種心態時說，“西方總是好為人師，四處賜教……從來都不大知道如何跟中國打交道，中國的變化也使他們不容易看清問題。”長期以來，西方人就是這樣居高臨下地觀察中國，他們的基本思路就是“西方的就是正確的”。在他們的心理預期中，像中國這樣一個與西方價值觀念不同的東方國家，這樣一個沒有按照西方既定模式發展起來的國家，怎么會不引發世界性的問題，又怎么會不對西方構成挑戰呢？一些人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心態，才很容易接受那些把達爾富爾等問題與北京奧運會聯系在一起的蠱惑。
改變西方人的中國觀需要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堅持和平發展，用事實說明問題。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主要是靠自力更生發展起來的，中國沒有給世界找麻煩，反而促進了國際上不少麻煩問題的解決。中國的和平發展對世界來說不是“零和游戲”，也不以西方的衰退為代價，相反，中國的繁榮給西方創造了巨大的機會。中國與西方的關系中雖有競爭，但更有合作與共贏。二是面對中國的發展，西方人應該調整心態。中國的發展改變了西方的歷史觀、發展觀，西方應當適應中國的發展，習慣于與中國平起平坐地討論問題，從中國的發展經驗中吸取精華，并在此基礎上重新構造西方對中國的認知。當然，這兩個過程都將是長期的，對于走上強國之路的中國來說，需要以更多的自信與耐心來與心態復雜的西方打交道。（丁 剛）
